能海法师（1886-1966）俗姓龚，名学光，字缉熙，绵竹市汉旺镇人。他的一生堪为传奇，有三个重要的转折点：一弃商从戎；二出家为僧；三入藏地学法。1900年，他14岁，是成都恒升通匹头商号的一名学徒。1905年，考入四川陆军弁目队，后转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1909年，任云南讲武堂教官，次年返川任团长，兼川北清乡司令。直到1924年，在他39岁时才发心出家，礼重庆天宝寺住持佛源老和尚为剃度师，由此开启了四十余年的僧侣生涯。

能海法师

他经历了满清、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阶段，每个阶段的人生都与家国荣辱联系到一起，尤其是民国以来救亡图存和完善社会制度的大势下，他一方面以军人身份为国出力，另一方面，他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又有希求佛法之心，乃至入藏学法，建构起汉藏融合的佛教信仰模式，以今天的视角观察能海的佛教人生，他是理想化佛教徒的代表，而且也走出了民国时期，与虚云、太虚、圆瑛等僧人都截然不同的佛教信仰之路。作为一个军人，他有着金刚手段；作为一名佛教徒，他又秉持慈悲信念和追求般若智慧，家国与信仰，是他人生的底色。

一、从入世到出世

能海的一生历经晚清末世、北洋政府、民国政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一系列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节点。他本人的生活轨迹则有弃商从戎、从戎转佛等变化，如果放在这个时代的大背景中，能看出他有着明显的“以武救国”和“以佛法救国”的转变。

1900年，龚学光在成都东大街恒升通商号学徒，这条街是成都著名的商业街，《成都街巷志》中记载：“（东大街）不仅是成都全城最宽的街道，街面都用红纱石板铺盖，而且也是全城最繁华、最重要的街道。”（袁庭栋著：《成都街巷志》上册，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251页。）即使在今天，这里也是成都有名的工商街区。五年后，他选择弃商从戎，这是他人生方向最重要的转变之一。1914年的某一天，他当时在四川警署工作，在成都提督街三义庙巡街途中，偶然听到佛源法师（1853-1926）讲法，深为吸引，此时便开始关注佛学。佛源是重庆涪陵人，在1912年时，曾积极参与上海成立的“中华佛教总会”，后返蓉成立四川佛教分会，佛源是近代四川地区佛教人物的代表之一，他的影响遍及川渝两地。从1914年至1924年这十年间，龚学光一直作为佛学爱好者参与佛源法师在成都的讲法活动，这也说明他后期成为一名和尚不是一念之间就决定的，而是基于长期对佛教的深入观察与学习。

1909年的成都东大街

龚学光之所以在1924年选择出家，既与前期的佛学积累有关，更与当时四川混乱的局势有关。辛亥革命后，四川先后成为北洋、滇、黔军阀和四川各派军阀争夺和混战的中心。从1912年“省门之乱”到1935年中央军入川，四川地区频繁爆发各种大小战争，1917-1933年，几乎每年都有大规模的混战发生。（参考张远波：《乱世兵患：1911-1935年川军与当地社会》，华中师范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2-36页。）身在行伍之中的龚学光，经过数十年对四川社会的观察和亲身经历，也许是感到疲惫和无力的，佛教带给他的出离感在此时发挥了很大作用。他是在1924年的正月在成都文殊院出的家，从此，世上没有了军人龚学光，多了一位法师——能海。1926年，能海在打箭炉（今四川康定）与太虚弟子大勇法师组织的留藏学法团会和，正式开启入藏学法的生活，中间他曾返回成都募款，以资助他在西藏的学习。随后，他在1928年5月第二次入藏，直至1936年取道印度、尼泊尔参访，乘海轮回国，此时能海在佛学上已经做到了显密兼修，并能回国成就一番佛教事业了。

实际上，能海能够比较快速地在藏区获得藏传系统的佛法，与其曾经的行伍出身有很大关系，也正是他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才保证了他能够有充足的资本在藏地学习。所以，能海的人生底色中，与国家政治一直保持着军人独有的使命感。这是促使他坚持“以佛法救国”并将这一想法转化为实实在在行动的动力。1937年“七七事变”后，能海法师在太原讲法，他对弟子们说：“国难当头，非少数人力量所能回转，须办大法会，集中群力”（释宗顺等编：《能海上师传》，浙江吉口多宝讲寺印行，2001年，第9页。）。同年9月，抵重庆办法会讲《仁王护国经》，结束后返川，在文殊院退院法光和尚帮助下，能海将文殊院下院石羊场近慈寺用作道场，题额为“护国金刚道场”。这所寺院，也成为能海在成都期间弘法最根本的道场。（沈去疾：《能海法师年谱》，上海：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第69页。）1944年初秋某天，能海在崇州土主庙讲法，登坛坐定后朗声念诵了一段偈语：“倭寇侵我，穷兵黩武。邪不胜正，日不过午！”（转引自刘光全：《能海法师在崇州的一次演讲》，《文史杂志》2004年第6期，第77页。）当时有人以能海出家人的身份，对其参与国事之中颇有微词，并发出质问，认为出家人应看破红尘，四大皆空，而他设坛讲学，不以宣扬佛旨为重，反而是大谈抗日，与出家身份不合。能海的回答则是：“贫僧虽然出了家，但并没有出了国呀！……日寇侵略中国，炮轰枪杀，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今国难当头，凡是中国人都应责无旁贷，戮力同心，以御外辱，以期救亡图存。”（转引自刘光全：《能海法师在崇州的一次演讲》，《文史杂志》2004年第6期，第78页。）这一问一答，说明能海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他并未因为佛教提倡的众生平等而否定了自己的家国意识，这恐怕也与其出身军旅有着很大的关系。抗战胜利嘉讯传来，能海十分兴奋，立即招呼买红纸、鞭炮，亲自撰联欢庆抗战胜利（山西五台山大塔院寺编：《至尊能海法师全集》，2016年，第1册序 5-6页。），其拳拳爱国之心可见一斑。也许是无意识的，能海关于抗战的观念，似乎也与周恩来为抗战时期的南岳佛教救国协会题写的“上马杀贼，下马学佛”之观念不谋而合。

二、家国与民族的抉择

成都在1949年12月27日才解放，是中国大陆最后解放的大城市，蒋介石也是从成都飞往台湾。在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的背景下，成都实际面临着和平解放的最佳选择，能海则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49年11月30日，蒋介石从重庆败退成都，开始坐镇成都部署川西平原决战。在此关键时刻，他积极动员当时驻守在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位将军脱离蒋介石集团，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来到彭县（今彭州），齐聚龙兴寺通电起义，彻底打乱了蒋介石“川西决战”的部署，对整个西南的解放起到了良好的配合作用。彭州龙兴寺也因为成都的和平解放而被载入了史册，今天在寺内还有“刘、邓、潘起义旧址”的纪念馆，成为四川省和成都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刘、邓、潘三人之所以选择龙兴寺作为起义总部，与能海颇有关联，这首先是因为能海是行伍出身，他在19岁时四川军政学堂的学习生涯中，与杨森、刘湘、潘文华等四川军阀或重要将领是同学或战友，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另外，他作为出家人的身份，也为保护这些起义将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龙兴寺成为起义总部后，能海法师还领导龙兴寺僧众为和平起义提供了后勤服务和其他保障工作。

这个寺院巍峨的龙兴寺塔，是能海“照印度菩提道场（即释迦佛得道处）所建舍利塔之形式。正中大塔一座，四隅各一小塔（小于大塔三分之二），共为五塔”“塔身之下尚须筑一平台，大小五塔皆建于台上。台之宽度须在六丈乃至七丈之谱，高度约在一丈以上”（能海：《重建古益州龙兴寺舍利塔缘起》，《至尊能海上师全集》第48册，第863页）。能海于1940年发愿修造这座塔，到1943年进入实施阶段，1944年，“（能海）在彭县龙兴寺安居，开窑烧制建塔用砖；仿印度菩提道场塔型，先建模型塔，高一丈余，师亲为监造。”（《能海上师年谱》，《至尊能海上师全集》第48册，第887页。）这座塔成为今天彭州市的标志性建筑耸立在城市的中心地段。

在西藏和平解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上，能海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两次入藏，虽以学法为名，但同时意在通过佛法沟通汉藏文化。民国时期汉地佛教代表团入藏，实际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辛亥革命后，清王朝的覆灭让汉藏之间处于紧张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汉传佛教界的一批有识之士，一方面认为藏传佛教在保留印度佛教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同时也认为不同语系佛教的沟通在民族团结方面是可以发挥一定作用的，于是才有组织僧团入藏学法的行为。因此，民国时期的汉僧入藏表面上看是一场学法运动，但背后更大的社会背景是民国时期汉藏民族之间的交汇融通已在当时变得非常必要和重要了，从政治到民间，都有此类活动的开展，佛教界也不例外。这些赴藏的学法僧无意间通过佛教拉近了汉藏间的关系，这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和平解放西藏提供了一定的助力。

1949年后，解放军曾在进藏前，特地向能海请教进藏需要注意的事项。能海则积极鼓励弟子们随军入藏，给解放军做翻译和向导，为进藏军队获得藏地人民的认可和信任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能海亲赴北京，会同喜饶嘉措商讨和平解放西藏事宜，协助宣传中央的政策，为和平解放西藏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能海相继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成为宗教界在新中国政治制度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1952年12月，他参加了以宋庆龄为团长的中国和平代表团，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1955年3月，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亚洲国家会议，是宗教界人士中爱好和平的典范。

综观能海的一生，他即使出了家，但“家国”似乎依然是他一生都在面对的问题。在出家前，他曾以军人的身份参加同盟会及四川保路运动；出家后，他利用了自己僧徒的身份，巧妙地参与到成都和平解放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中，他也利用自己赴藏学法僧的身份，为汉藏两地的交流搭建了一座桥梁，为西藏和平解放提供了契机和条件，这一系列自主自发的行为都是因为他的认知中一直有着“家国”的意识，无论出世入世，这个情结都是烙印在他骨子里的。

位于今成都高新区近慈寺的“能海上师纪念馆”（王大伟摄）

三、能海所践行的佛教中国化

“佛教中国化”这一概念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在学界展开了较为集中的讨论。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众多学者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全面考察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具体表现。这一语词较为充分地概括了佛教在历史演变中的鲜明特征，在当今的学术语境中，“佛教中国化”仍然是汉传佛教研究中的一个重点方向。

能海对佛教中国化的践行之一即表现为融通汉藏显密。能海虽在汉地代行密法，并不代表其所行即为密宗。能海法师曾言：“若问我等是何宗派，应曰大般若宗。学般若故，以般若为宗。”（《跋》，《至尊能海法师全集》第48册，第3页。）从他本人的角度来看，佛法本无汉藏之分，两者的分别在于修持方法与修行路径的不同。在大小乘佛法的关系上，他也不刻意区分两者，而是用“根本乘”一词来强调两者的统摄。能海曾说：“要之，小乘法是断烦恼证解脱的殊胜方便，与大乘法宝有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且是整个佛法的重要部分，所以亦称根本乘法。”（《能海法师全集》第3辑，上海：上海佛学书局，1998年，第92页。）他在《现证庄严清凉记》中又有言：“法无大小，惟是一乘。小大只是先后次第之分。人有大小，见地小，心量小，在佛法中只将顺自己的一份取持，即是小乘人。”（能海：《现证庄严清凉记》，上海：上海佛学书局，1994年，第11页。）由此可见，对他来说，大小、汉藏的区分只是一种权益方便，总体不离“佛法”二字。因此他虽然有在藏地学法的经验且精通藏语，但回到汉地后，从来不以藏语弘法，所讲解经典如《金刚经》《仁王护国经》等，原本就是汉传佛教中的核心典籍。此外，能海还培养了一大批曾在“文革”结束后恢复宗教活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的高僧，如永光、清定、贞意、隆莲等。

能海关于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践行还体现在他的戒律思想中。戒律是能海思想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他在汉地的戒律实践中，为了与当时汉传佛教的发展状况及僧人的素质相适应，异于藏地对“菩萨戒”的重视而更加强调“别解脱戒”，他传播戒学的方式也遵循了汉地佛教自唐代道宣以来所确立的《四分律》传统。

对于20世纪中国佛教来说，“僧尼伪滥”是佛教振兴的巨大阻碍之一，某些僧众的个人形象也遭到众多居士的指责。太虚曾在《告徒众书》中曾指出，当时佛教的重大危机是——“俗之僧夺”和“僧之俗变”。（《太虚大师年谱》，载《印顺大师全集》第13卷，台北：正闻出版社，1990年，第199页。）“俗之僧夺”指对僧伽的排斥现象，例如欧阳竟无就曾主张由居士代替僧伽住持佛法。隆莲法师回忆能海所处的时代时也说：“当时佛教学风，日趋衰微。在家讲学者多偏学废修；丛林则禅讲罕兴，僧律废弛。驯至多有在家信徒，自称但皈二宝，不皈僧宝。”（隆莲：《能海法师事迹简介》，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宗教组编《名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84页。）在这种状况下，能海对汉地佛教的贡献即在于通过突出“别解脱戒”，重提戒律对于僧人的根本性意义，以使更多的僧众生起学法之信心，在行为上做到如律，改变汉地僧团之面貌。

从所受持的律典来说，藏传佛教流传的是《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汉地流传《四分律》，因此当时入藏的汉地僧人也多舍弃《四分律》而重受有部律，但能海并没有遵循这一路径，而是两者并学，并将两者加以结合，如其所言：“我进藏未舍四分而学有部，回来讲律仍讲四分，传承学法自有部。开遮依四分，方法用有部。”（能海：《现证庄严清凉记》，《般若波罗蜜多教授现证庄严论显明义疏清凉续记》，第86页。）在具体的讲学中，法师以律四阿含来分别四分律藏。律四阿含分别为：辩识阿含、根本阿含、杂细阿含和正宗阿含，四分律藏则分为：第一分比丘二百五十戒，第二分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第三分二十犍度法，第四分五百结集、七百结集、调部毗尼、增一等。能海在《现证庄严清凉记》中认为它们之间依次对应的关系是：“佛制比丘初五年学二百五十戒，为辨识阿含；后五年学二十犍度摄持僧团之法，为根本阿含……次方旁通五部，究其同异，是为杂细阿含……次融会经律，得其归趣，是为正宗阿含。”（能海：《现证庄严清凉记》，《般若波罗蜜多教授现证庄严论显明义疏清凉续记》，第73页。）由此可知，能海认为学律也有先后顺序，才不至于在诸部律典中迷失方向，不得要领。应该先从基本的二百五十戒与三百四十八戒开始；其次学摄持僧团的方法；再次通读五部律，比较其异同；最后将经与律结合起来，以达到融会贯通的效果。

最后，能海对佛教中国化的实践还体现在他对汉传佛教传统丛林制度“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原则的继承上。他认为做人做事乃是成佛的根基，在成都近慈寺，他即以丛林制度为行为准则，并设立了专门的“学事堂”来培养僧众。隆莲法师在《能海法师事迹简介》中曾提到：“近慈寺有学事堂，入寺必先学事。师尝谓：‘人不会作事，必不会修行，如何会成佛？’”（隆莲：《能海法师事迹简介》，载《名僧录》，第186页。）1951年，能海的思想更是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亲身率领寺众从事种植业和畜牧业，投身于劳作活动中，这无疑是为了适应新政权新制度的要求。由此也可看出，能海虽重视戒律，但他能够结合僧众具体的生活环境做出改变，以使僧团能在历史的洪流中保有生存的空间。

在20世纪中国佛教人物谱系中，能海是具有鲜明人格和修行特色的僧人，其一生爱国爱教的行止，为维护国家统一、汉藏交融、民族团结、佛教中国化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一生因应了不同时代背景下“家国”观念所需的政治准则，他是爱国爱教的，也是希望能够汇通显密，融合汉藏的僧人。他走出了一条与虚云、太虚、圆瑛等近现代高僧都不同的佛教信仰道路， 他是真正地在沟通民族关系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僧人，也是将“家国”意识纳入到佛教人生且能践行的一代高僧。

（本文作者赵茜茜系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2023级博士研究生，王大伟系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